一
冬日的江汉平原，若是雨天，那种辽阔的灰濛濛的色调，树林、牲畜、田野与村庄皆如烟凝，若真若幻，这是一种让人忧郁的景象，然而萧瑟并不冷清，枯寂并不衰败。不知为何，我一直喜欢在这样的冷色调中旅行。
现在，我们乘坐的面包车正穿行在江汉平原的冷雨之中。车上除了我，还有三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王春瑜、王先霈与何镇邦。此行的成因是王先霈的一位学生在秭归县当领导，他邀请我们前去参观已经蓄水的新三峡。在我的动议下，临时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順道去荆州城中拜谒张居正墓。
二
张居正的墓在沙市市郊一处名叫张家台子的地方，荆州与沙市两城合并后，该墓便在荆州城内。
我自1993年对张居正产生了兴趣并从此开始了对他长达数年的研究。在这次拜谒他的墓园之前，我已独自前来凭吊过两次。第一次是1998年清明节。那时，我对张居正的研究和史料搜求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正准备选择一个吉日动笔写作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清明节的早上，我独自驾车从武汉出发，沿宜黄高速前行约两百公里，至沙市站下。友人刘心宇君在出站口等着我，带我去墓地。约半个小时，我们的车停在一片泥泞之中，心宇领我走进一畦散发着粪臭的菜地，指着菜地中的一个土堆说，这就是张居正的坟墓。
尽管动身之前，我对该墓的毁坏已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及至亲临其境，仍不免深深地惊讶。
这座在平地上淋起的土堆，陷在难以插脚的泥淖之中。墓的后头地势稍高，即当地人所说的“台子”（我不知道张家台子的地名，是不是因张居正的坟墓在此而得），上面盖满了两层的农舍。墓之两侧，左为民居，右为村人筹资修建的一座名为菩提寺的小庙，据说所用寺基，亦是侵占墓园的用地。
我走到墓碑跟前，两条裤腿溅满泥浆，而台子上的村民，莫不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由此可以揣测，前来墓园拜谒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土堆前的墓碑是极其普通的米青石，显然是今人所立。没有任何雕饰，仅“张忠公之墓”六个隶大字，用油漆凃红。也许又经历了一段岁月，碑上漆色剥落，字迹开始模糊。圆土堆的一圈墓墙，用约两尺高的青砖砌起，年久失修，有几处已经倾圮。土堆上的蒿草欲青还黄，在艳丽的阳光下，，格外引发人的沧桑之感。
心宇君告诉我，这座坟墓即是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钦天监为张居正选择的墓葬的原址，但坟墓却不是原来的。盖因1966年化革命开始，红卫兵小将们信奉毛的教导，认为帝王将相无一好人。作为当过万历首辅的张居下正，焉能放过？小将们遂成群结队前来掘墓。墓很坚固，用锹铲之类的工具无法挖开，便有人开来推土机，终将墓室摧毁。掩封了近380年的棺材显露出来。红卫兵们一涌而上，掀开棺盖，除张居正的保存完好的一副尸骨之外，袍服尽烂，棺内只有一条玉带和一方砚台，别无任何陪葬品。这结果让红卫兵们深感失望，也就一哄而散。入夜，一张姓老农（据说是张居正后裔）悄悄来到墓地，将被红卫兵丢弃的张居正的散乱白骨收拾起来，装在一个临时找来的陶缸里，在原地挖了一个坑予以埋葬。又二十年过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的曾一度得了妄想症的民族部份恢复了记忆，列宗列祖的治武功不再一概抹杀。时任沙市博物馆馆长的侯先生与陈先生，终于鼓起勇气要重修张居正的墓园。首先，他们找到那位老农，将张居正葬于陶缸的尸骨挖了出来。那只陶缸过于简陋，他们便让当时尚在博物馆工作的刘心宇找来一只精致的青花罈子，将张居正的尸骨再次收殓。然后，在当年被推土机推平的墓基处重新挖坑，将青瓷罈埋于其中，又把散于原地周围的断砖捡起做了墓堆的护墙，并作了一块墓碑树起，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一座坟茔了。侯、陈二人本来雄心勃勃，要建一座张居正陵园，并在今已盖了菩提寺的地方修建一座张居正纪念馆。他们把报告呈给有关领导，可惜没有下。两位老先生现已退休，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张罗此事。
所以，我第一次谒墓，在满目荒芜的墓园听完刘心宇的讲述后，心境之苍凉可想而知。这苍凉中，既有为张居正死后数百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悲哀；更有为我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后代子民对先贤的麻木不仁而痛苦。
三
我是在39岁的时候，才有意识地研究张居正这个人。那时，因为唐浩明先生的小说《曾国藩》，国人中的确掀起了一股曾国藩热。我在坊向购得《曾国藩》读过之后，遂留意起曾氏著作。后来在湘中名士王闿运的著述中，得知曾氏非常推崇江陵人张居正，说他柄国于“窳盐之极，其功尤伟”。我便开始搜求张居正的著作。不久，便买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张舜幑主编的煌煌四巨册的《张居正集》，又从友人处借到了朱东润先生写于抗战时期的《张居正大传》。这便是我研究张居正的发端。
我在另一篇《让历史复活》的章中，谈到研究中国的政治，首先要研究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皇帝系列，二是宰相系列。称职的国务活动家，是宰相多于皇帝。在中国那么多可圈可点的治武功的宰相中，张居正无疑属于最优秀的一类。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认为张居正不但是明代惟一的大政治家，就是自汉以降，也只有诸葛亮与王安石二人稍可比拟。这是因为，诸葛亮只是蜀国的宰相。局促的舞台，不足以让他运筹帷幄，摇撼乾坤。王安石才情很高，人品也不错，但缺乏将理想化为现实的政治智慧。同张居正相比，他更像一个人。他的源头是屈原，而张居正的源头是申不害与霍光。但他历史上功绩，却是远远超过申霍二人。
明代有作为的皇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篡位的皇帝朱棣，史称太祖与成祖。其后的十几位皇帝，依次为仁宗、宣宗、英宗（中间有一位景帝干了七年）、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与毅宗。这些皇帝除仁宗、孝宗与穆宗比较忠厚外，多半昏庸。特别是武宗与世宗两朝，共六十一年，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塌糊塗。穆宗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继位时三十岁，享祚六年。如果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六年也能做出几件事来，怎奈穆宗素无大志，虽然俭朴本份，但沉湎酒色。所以，国政在他手上，仍没有什么起色。到万历皇帝登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国家除边防稳固之外（这其中也有张居正的功劳），内政几乎乏善可陈。官腐民败，政以贿成。斯时之皇权，虽然名义上仍然是九五至尊，威加四海。但其实际的控制力已相当薄弱。京师百里之外的地方，盗贼成群——这是民不聊生的显著特征。
远在世宗中期，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一个编修，就痛感国运的土崩鱼烂，朝廷中的官员庸多贤少，于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张居正的宰辅之志，并不是入仕之后才有的，当他还是一个青巾学子的时候，便想成为当世的伊吕。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准备。
嘉靖四十五年三月，由于得到首辅徐阶的赏识，张居正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而参赞入阁。他的这一地位类似于今日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张居正四十二岁。幸运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洞开。历代的内阁，都是权力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一是与皇权的磨擦，二是阁臣之间的斗争，很少有人能在那枢机之地呆得长久。就是能够呆在里头，也极难有所作为。但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从他入阁到去世，他一共在内阁呆了十六年，六年次辅，十年首辅。其间无伦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权嬗变，人事代谢，他都固安其位，巍然不动。不言施政，单从为官的角度看，张居正无疑也是最优秀的。
张居正的政治理想是“足食强兵，国富民本”，在朝廷命官“饱暖思淫欲”普通百姓“饥寒起盗心”的明代中晚期，这理想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张居正明知不可为而为，从未放弃自己的渴求与梦想。隆庆元年，他入阁之初，就向新登帝位的穆宗上过一道《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这是张居正经过长期思考而精心写出的一份相当完备的改革件。自商鞅以降，漫长的封建时代曾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但没有任何一位改革家提出的改革措施能像《陈六事疏》这样切中要害，而且富于操作性。此前没有，此后也没有。遗憾的是，穆宗缺乏从根本上改变朝局扭转颓败的勇气。他只是对《陈六事疏》说了几句赞扬的话，在西苑搞了一次阅兵，仅此而已。经过这一次试探，张居正知道时机并未成熟。他仍隐忍地呆在内阁，在保全自己权位的前提下，做一些于社稷苍生有利的善政。
穆宗皇帝去世，作为太子的老师，随着太子朱翊钧的登基，他迅速得到了重用，取代高拱当上了首辅。万历新政的改革大幕，此时才正始拉开。
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在副职的位子上干得太久，骤膺大任，很难摆脱“小媳妇”的心态，缺乏总揽全局的才能与朝纲独断的勇气。用这一观点来衡量张居正，显然不合适。他从翰林院的编修干起，到国子监司业（相当于国立大学的教务长），到左春坊（太子的老师）以及入阁为次辅，他做过的官，不是无关国计民生的职，就是与大办事员无异的副手。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他一天也不曾干过。这种出身，很容易生意气。但张居正不同，他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那种“磊落伟人”。甫一上任，他就施出雷霆手段，裁汰庸官，两京不到三万名的官员，被他裁掉七千人。仅这一举动，就令天下士林为之侧目。并因此被人指斥“与天下读人为敌”。面对汹涌而来的道德的责难，张居正不为所动。为了改革，他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没有这种敢于担当的勇气，则他所领导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历史的飞跃。
四
后世对万历新政的评价，大都肯定。但奇怪的是，对万历新政的倡导者张居正，却颇多攻讦之词。细究其因，是因为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两部份最不能得罪的人：一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势豪大户，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清流。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其实，自商鞅至康有为，封建时代的任何一次改革，莫不都是拿势豪大户开刀。举凡江山易主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痼疾。所谓太平盛世，就是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达到了某种平衡。士农工商各有天地，政治清明民淳事简。在这种和平的环境里，耽于享乐的人群愈来愈多，于是，攫取财富的贪欲也越来越强烈。此情之下，那些把握权柄的人总是能够通过不正常的手段，掠取和占有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通过他们的领导才能，使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分配。但是，在封建专制的情况下，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吁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得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高”，中国的读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 ，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可悲，而是民族的可悲。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 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戳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縻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决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毛支持的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尸骨亦被红卫兵举火焚之。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在同一年以不同的方式暴尸骨于世间，兴许，这又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六
第一次谒墓，我怀着一颗惆怅的心情离开。到了第二年的年底，我的《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已经出版。武汉电视台读栏目决定为这本做一个专题。在我的建议下，摄制组随我第二次去荆州谒张居正墓。薄暮时分，凛冽的寒风中，我们仍然是踩着泥泞来到墓冢前。依旧的残碑、依旧的荒草，同行的编辑与摄影师，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破败的坟包里，埋藏的竟然是一位封建时代的杰出政治家。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后的寂寞，在政坛、在史坛，得不到正确的评价还可以理解。但在自己的家乡，也遭受如此的冷漠则令人费解。我告诉他们一个小故事。此前，我曾在友人的安排下，与荆州的某位领导见面。我向他讲述张居正，意在引起他的重视，能够修一修这座荒坟。可是，他听了我的介绍后，立即回答说：“我正在规划，在荆州城内给关羽修一座中国最高的铜像。”我听了甚为奇怪，放着自己的乡贤不管，却要大费钱财去为隶籍山西的关羽造像，这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我想问他，但话到嘴边又打住。道不同难与为言，面对这样的父母官，我还能说什么呢？又过了三年，我的四卷本《张居正》已全部出齐，我得以有第三次机会到荆州谒墓。在车上，在雪意渐浓的景色中，我向三位学者讲述了我头两次谒墓的经过。著名明史专家王春瑜先生说：“你的《张居正》一出版，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想必张居正的墓不至于那么荒凉了吧。”我也如此期冀，但这次的谒墓，我们仍深深地失望。
三年未到，荆州城区的建设日新月异。新建了许多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合并后的沙市、荆州两城，中间的接合部成了美丽的新区。我们乘坐的面包车驶进城中，已完全找不到前往张居正墓地的道路。司机多次停车问路边的行人：“请问张居正的墓地怎么走？”被问者皆一脸茫然：“张居正？张居正是谁？不知道。”车子在城里瞎转，这时，我想起了定居北京的刘心宇，便打电话问他。他回答说：“你不要问张居正墓，你问菩提寺。”果然，一问菩提寺，路人都知道。我们终于也在颇费周折之后，再次来到张居正墓前。
比之三年前，这墓园除了对面新添了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外，别无任何变化。一样的泥泞、一样的荒草、一样的残碑、一样的断砖??????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绕墓一周，对残冢一揖，也只能感概唏嘘。
谒墓之后，车向三峡。过枝江，丘陵渐多，辽阔的江汉平原已在身后隐去。但三次谒墓的感受，却在我心中拂去不去。当夜，在秭归的旅舍里，我写了七律一首，名为《再谒张居正墓》：
忍向荆州寻旧冢，三年凭吊我重来。
残碑更欲迷荒草，梵磬悠然怅客怀。
社稷频添龙虎气，英雄谁上凤凰台。
伊周事业千秋在，岂让丹心化作灰。
写完之后，我就想，待有机会再到荆州，一定要把这首诗，焚化在张居正的墓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