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大约有两年多时间，我闭门读，足不出户。偶尔出游数日，也必定是回老家的深山里，听泉沥沥，听鸟嘤嘤，在世俗中最易受到伤害的诗人，在山林里，却能得到天籁之乐，有一次兴尽之余，得诗一首：
风起竹邀花扫石，寒来云为客添衣。
禅家活得无拘碍，尽日南山一局棋。
如果不是置身山林，怎么能获得这种飘飘欲仙的生活？不才以“禅家”自谓，初始，的确如传统人，属“不得志而逃于禅者”。尔后，在经历了许多历练之后，真正认识到禅是养心蓄气的“不二法门”，便成为一种自觉了。游历天下佛教名山巨刹，寻觅往昔高僧大德的遗踪，便成为我耽于山林的一种方式。去年，我二游天台山，参拜了一千四百年前陈隋之际的大和没尚智顗的肉身塔以及寒山遁隐的山林后，回到寓所，微醺之际又吟出一律：
我本江城士大夫，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
霁月初升钟磬远，樵风暂歇老龙孤。
自从遁去寒山子，谁发清歌对碧芜？
不知不觉，我已经以士大夫自居了。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及“打倒孔家店”等尽破传统的劫数之后，却自称自己是士大夫，是不是有不合时宜的“遗老”作派？但是，在这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当今之世，我实在找不到一个比士大夫更合适的词汇，来概括我当下的生活状态。士大夫用之于当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汇。若强加解释，应允为知识份子与中产阶级的结合体。属于既有恒产又有恒心的人，他们爱国不吝此头、爱已擅长风月。操守与狂诞齐美，忧患与享乐并重。因此即便是放在世界明的框架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也必定是像布达拉宫中的夜明珠一样闪射出璀灿的光芒。倚松傲啸，对月烹茶；鸡声野店，细雨骑驴 ┅┅这种种超然世外的山林生活，谁又能说不是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二
耶稣、释迦牟尼这样伟大的宗教领袖，以及孔子、老子、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这样杰出的圣人，差不多都诞生在公元前那二三百年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里面肯定包含了某种天机，只是我们人类的智力尚不能将它破译。正是这几位横空出世的智者，用他们创立的宗教与思想，给人类的生活指出了方向，一经确定，便很难变更。李白有诗“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诗人的疯话，切不可当真。对圣贤，我历来充满崇敬，正是因为他们，人类才告别愚昧，社会生活才有了秩序。
几乎从一开始，东西方化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对于如何入世，开创人类的事功，西方优于东方；对于如何出世，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精神生活的养料，东方则明显优于西方。治国者，采用西方的那一套，或许在聚敛财富、伸张国力上大有稗益；但若要治心，让一个人平和起来，优雅起来，东方化则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中国上古的圣贤，把个人的修养看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儒家看重的是社稷，那么道家看重的却是生命。外儒内道，几乎成了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内涵。这决不是互相牴牾的两张皮，而是共生互补的对立统一。用儒家建立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用道术涵养洞察幽微的心灵。让一个人在进取与退守之间，均能游刃有余。古人有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很明显，前者属于儒家，后者亲于道术。怎样才能做到独善其身呢？索居陋巷，心远地偏，固然是一种选择，但歌哭于山峦之中，优游于林泉之下，则是一种更佳的选择。
中国古代人的诗作，极写山林之趣的，几乎可以编纂成洋洋数巨册的山林诗史。说到诗，略说一点题外话，把写诗作为一种职业，用来谋生，这是当代的事。古代的诗人们，除了李白这样一个极为特别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个是专职的。诗歌队伍中的佼佼者，既有帝王将相，也有野老优伶。他们写诗从来都不是为挣稿费，即便是写出洛阳纸贵的千古名篇，也只是获得一片啧啧称赞而已。到了唐代，虽然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了一个“博学鸿词科”，为擅长写诗的士子开辟了一条出仕为官的途径，事实上看来，这也并非善举。用当今话讲，复合型人才不多。写诗当官都很优秀，只有王昌龄、白居易、元稹、柳宗元、高适、岑参等不多的几个。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杜牧等，诗是再优秀不过的了，但官却当得滞碍。我指的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而是从政的能力以及为官一任的绩效。扯远了，且打住，还是说山林。
第一个用诗歌的形式把山林写得非常美好，让人神往心仪的，是陶渊明。且看这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瞹瞹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归园田闲居五首》中的第一首，是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回乡当农民之初写下的。他为我们画出的这一幅“农家乐”，既是风景，也是风情。陶渊明当了十三年的官，一直在卑位，直到离开公职，月俸也仅为五斗米。他辞官的理由，冠冕堂皇的话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乍一听，还以为陶先生器量狭小，是在和皇上闹意气要待遇，其实这理由站不住脚。陶先生若真是想弄钱，在县令位子上远比在农夫位子上容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乎？陶先生纵然不贪，就是在日常酬酢中，也能得到不少实惠的。他真正的辞官理由，在上面这首诗中已表露无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