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禀堂尊，张孺乃是张秉成家奴不假，但张孺只是倡之一，余贼多为四乡青皮喇唬，若定为奴变，不知情者以为作乱者尽出于士绅之门，似有不妥。”
杨芳蚤高坐上，听着下一个秀才的反对意见。
他本意是定为奴变，因为马世名那一封奏疏，给大家都弄得很被动，原本可以处理成民间私怨争斗。
但皇帝和内阁已经知道冲突双方都有家奴，必定涉及士绅，那要完全定义为民间私斗是不合适的。
而定义奴变，则可以将事件往家奴内斗方向理解，这样牵连士绅较少，衙门处理起来方便，在皇帝那里也能交差。
当然杨芳蚤并未先自己出场，而是让周县丞提出观点，这样万一被大家反对，杨芳蚤有个转圜的余地。
果然士绅虽未围攻，却也不愿接受。
最近经常来衙门的秀才蒋臣也对杨芳蚤拱手道，“晚生赞同方才江兄所说，倡乱者张孺、朱宗、黄鼎、汪国华，此四人中只张孺为家奴，奴变的确名不副实。
晚生仍是持前论，此次乱事起因于流氛蔓延，自去岁流寇渑池南渡之后，湖广、河南深受荼毒，各地人心浮动，难免有些奸狡之徒乘乱思变，黄鼎一伙便应归于于此类，应以造反论处。”
周县丞被一众士绅反对，作为一个八品小官，他还不敢动气，在堂下平和的说道，“虽倡之人只有一个家奴，但那乱民中的家奴也为数不少。
另一方郑老、殷登、吴丙等人皆是家奴，似为家奴之间争斗，定为奴变于大家都无干连。”
此话一出，场中稍稍有些冷场，士绅们似乎觉得能接受，但又有损颜面，毕竟这里都是家主，一说家奴总是有关联的。
方仲嘉咳嗽一声，把堂中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然后才沉声道，“即便有些家奴，那也是些胁从，人生百样，总会良莠不齐，家奴中也有好好坏，却不必只强调那家奴二字。”
一众士绅纷纷附和，他们还是希望像蒋臣说的定为民户造反，这样不会牵涉士绅，对乱民的刑罚则会更重，能出他们心中的恶气。
“方把总此话不妥。”
众人惊讶的看过去，却是从堂中末尾的位置传出来的，自然是地位最低的庞雨。
他出列一步看着方仲嘉，“为乱之人中，陈千、周朝乃方应乾家仆，康进、郑朝出于吴应琦家门，白龙、白虎则出自叶灿府上，娄秀才、方秀才、刘秀才、张乡官家都有家奴参乱。
当日贼党五印寺设醮，铜鼎上所刻青词写得明明白白，家奴大多为恶之雁行，分封前后左右将军先锋，分明是乱贼中要紧头目，方把总一口咬定他们是胁从之人，不知依据何来？”
方仲嘉是代表方家来的，他这几日在养伤，并未仔细去看那铜鼎上的青词，仗着自己官宦之家的出身，就算杨芳蚤不同意，也不会当面驳斥，哪里想到庞雨一个低贱班头会跳出来，顿时张口结舌。
方仲嘉逃出云际寺之后，这还是初次与庞雨见面，两人眼神对视之时，都能感受到深刻的敌意。
庞雨又转向蒋臣，“若是流氛蔓延，那黄鼎等人为何不待流贼到来再举事，响应流寇又是响应的哪一营哪一伙，为何结寨之后又不流窜去河南湖广投靠。
既然黄鼎未立巨贼之旗号，也未与流寇信往来，蒋秀才是如何确认他们响应流寇。”
蒋臣的响应流寇之说只是他的个人臆测，确实没有丝毫依据，在逻辑上经不住推敲，一时也无力反驳。
庞雨不待蒋臣说话，又说回方仲嘉，这才是他的主要打击目标，“我们衙门办事，要讲个证据证人，那青词之上人名皆在，自可证实家奴并非胁从。
又黄鼎等人在胡家庄竖旗之时，以杀方应乾召集四乡乱民，全城百姓都可为证，若是不定奴变，在下觉得起因写方应乾也行，至少人证俱在，是经得查的。”
方仲嘉对庞雨怒目而视，有两名秀才也大声呵斥。
方应乾是方孔炤的堂弟，与叶灿和吴应琦不同，他是亲自带领家奴为恶，黄鼎竖旗结寨的时候，就是以杀方应乾号召百姓，而没有用吴应琦、叶灿这些人作为号召，便可见此人在桐城天怒人怨的地位无可动摇。
此时庞雨单单提到方应乾，自然是针对方家的，当晚云际寺内，庞雨在山上没留活口，荻港的几个家丁都砍了脑袋，之前也差点杀了方仲嘉，方仲嘉自然跟他有仇。
庞雨一直担心方仲嘉报复，更怕牵扯出银子的事情。
所以一直扣留着汪国华，等待与方家和解。
可方家一直稳如泰山，丝毫不与庞雨接触，庞雨自然也不能主动上门，此时谁先开口，便在谈判中处于劣势。
这样一直拖着，庞雨既要担心方仲嘉报复，又要担心那汪国华暴露，一直处于很大的精神压力之下。
所以今日既然有机会，庞雨需要给方家传递足够的压力，士绅虽然平息了动乱，但这次乱事给士绅阶层造成了重大打击，此时的桐城士绅其实外强中干。
江之淮看着庞雨疑惑的道，“皂隶何时也能在堂上说话了。”
桐城士绅被庞雨几句话打压了气势，杨芳蚤倒是乐见其成，由庞雨出面得罪人，正是他事先吩咐庞雨担任的角色，庞雨选择的时机也很合适。
庞雨其实不愿得罪这些人，毕竟杨芳蚤只是代理知县，很快就会走，但庞雨是走不掉的，要和这些士绅长期共处于桐城，招惹这些本地大户没有什么好处。
士绅作为群体此次斯扫地，特别是那些花钱买免火旗的人，在百姓面前丢失了脸面和威望。
百姓似乎认识到官府和士绅都很虚弱，现在动辄围堵士绅府邸，两日前黄鼎亲友给他丧，当时又出了杜手和打行逼迫的事情，有上千人戴白为黄鼎送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