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用中草药，将来开药铺
中医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阴阳
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经常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这种运动和相互作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古人把这种不断运动变化，叫做“生化不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对立统一的存在，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法则），万物之纲纪（一切事物都不能违背这个法则而存在），在变化之父母（事物的变化是由事物本身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杀之本始（事物的生成和毁灭都是来自于这个根本法则），神明之府也（这就是自然一切奥妙的所在），故治病必求于本（所以要想治好病，就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阴阳上求得解决）”。阐明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和消亡，都是事物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阴阳学说也就成为认识和掌握自然界规律的一种思想方法。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围，认为人体生理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也超越不出阴阳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想要掌握疾病的发展过程，探求疾病的本质，从而获得满意疗效，就必须探求人体的阴阳变化情况。
五行学说
即是用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五行学说”是指这五类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相生、相克作为解释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及运动变化规律的说理工具。中医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
运气学说
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包括木运、火运、土运、金运和水运，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的季候循环。六气则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是根据天历法参数推算年度气候变化和疾病发生规律。
脏腑学说
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经络学说
与脏腑学说密切相关。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有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如今，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化等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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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
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相须
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相使
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相畏
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相杀
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相恶
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相反
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配伍应用
主要形式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中医药词典(收集：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精、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证名，辨证，方剂，医史，医籍等相关医学词汇及其详细解释！
3.脾胃气虚，不思饮食。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茯苓一钱，炙甘草五分，姜三片，枣一枚，加水二杯，煎至一杯，饭前温服。此方名“四君子汤”(按：各药分量在此方中不再折扣)。.开胃化痰。用人参二两(焙)，半夏五钱(姜汁浸后焙干)，共研为末，和面揉成丸子，如绿豆大。每服三十至五十丸，姜汤送下。饭后服。一天服三次。药中加陈皮五钱亦可。5.胃寒气满，饥不能食。用人参二钱，生附子半钱，生姜二钱，加水七合煎成二合，调入鸡蛋清一个，空心服下。6.胃虚恶习，或呕吐有痰。用人参一两，加水二碗，煎成一碗，再加竹沥一杯，姜汁三匙。温服。此方最宜老人。
.反胃(饮食人口即吐，病人衰弱无力)。用人参三两，切片，加水一升，煮成四合，热服。同时用人参汁加鸡蛋白、薤白(即头)煮粟米粥吃。8.妊妇腹痛吐酸，不能饮食。用人参、炮干姜，等分为末。加生地黄汁，做成丸子，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送下。9.阳虚气喘，自汗盗汗，气短头晕。用人参五钱，熟附子一两，分为四帖。每帖以生姜十片，加水二碗，煎成一碗，温服。
10.喘急欲绝。用人参末煎汤，每服一茶匙。一天服五至六次。
11.产后发喘。用人参末一两，另有苏木二两，加水二碗，煎成一碗后，调参末内服。有特效。
12.产后诸虚、发热、自汗。用人参、当归，等分为末；另以水三升，加猪腰子一个(切片)，糯米半合，葱白二个，煮米至熟。取汁一碗，将人参、当归药末调人煎汤，饭前温服。
13.产后大便不能，出血很多。用人参、麻子仁、枳壳(麦麸炒过)，共研细，加蜜成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送下。
1.横生倒产。用人参末、乳香末各一钱，丹砂五分，共研细，加鸡蛋白一个，生姜汁三匙，搅匀后冷服。有特效。
伤寒是中国古人对外感病的通称，并不是某一疾病的专门病名。古人常把疾病的诱因当作病原，寒不仅仅是现代所说的受寒，而是所有外邪引起疾病的统称，出处可参照郝万山先生的讲义视频，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中的伤寒也正是该义，与现代的伤寒症无关
《伤寒论》原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处于一线单传、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此在北宋国家府秘藏八九十年，嘉佑年间（1056-1063），北宋校正医局成立，选高继冲进献本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名为定本《伤寒论》，结束了从汉末至宋凡八百余年传本歧出、条错乱的局面。
金皇统四年即南宋绍兴十四年（11）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有详注，逐渐取代白本《伤寒论》，白本南宋未再翻刻。至元代，白本《伤寒论》除少数藏家偶有其外，社会上已无该。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藏家赵开美偶然得到北宋刻本《伤寒论》十卷，请优秀刻工将此收刻于《仲景全》中。北宋原刻本旋即丢失，现今仍在留存的只有赵开美本。赵开美本逼真宋版，后世尊称赵开美本为《宋本伤寒论》。赵开美本今存五部。《伤寒论》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
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宋本伤寒论》（宋·高继冲）《金本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已）《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平本伤寒论》（日本）《桂林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残卷）等版《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运用四诊八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示人以证治要领。
《伤寒论》另一突出成就是对中医方剂学的重大贡献。本记载了39法，113方，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并将八法具体运用到方剂之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代表名方。中记载的的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一千多年来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应用，屡试有效。由于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
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伤寒论》一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2]